2025年3月28日，著名学者、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深圳理工大学人文中心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朱寿桐教授应邀作客山东师范大学社科大讲堂，在千佛山校区教学三楼3141会议室做了一场题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法摭谈”的精彩学术报告。讲座由星空体育（中国）魏建教授主持，李宗刚教授作结，星空体育（中国）孙桂荣教授携青年教师、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讲座开始之前，魏建教授向本校师生隆重地介绍了朱寿桐教授在创造社研究、新月派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等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魏建教授代表星空体育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向深圳理工大学图书馆捐赠了本学科出版的著作，此次捐赠包括《朱德发文集》（十卷本）、《蒋心焕志》和《朱德发学术手稿选编》（上下册）等著作共计76册。
朱寿桐教授首先深情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以及他在南京大学任职期间与山东师范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友好合作与交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朱教授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系统地思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并完成了最新学术著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他强调方法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具有超出一般认知的重要意义。
朱教授认为，现代文学三十年间方法论问题一直被严肃对待，这种对方法论的思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较高的学术层次，文学史上往往越是有水平、有影响力、有重大学术贡献的人就越是重视方法论层面的思考，就此可以说，对方法论的讲求意味着现代文学、现代文化更深层次的问题。朱教授以鲁迅为例，认为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方法论的重大贡献尚未得到充分发掘。鲁迅写《狂人日记》没有按照传统白话小说的路子，也没有盲目遵从文学革命“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倡议，而是按照白话的书面语言来写作，找到了一种真正适应现代生活的白话文写作路径。鲁迅在“革命文学”时代对方法论问题的再次强调，事实上提出了方法论转换和持续建构的重大时代课题。研究者需要注意的是，此后一段时间内，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观念、方法论与观念论结合在一起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迎来了新的方法论热潮，“方法”从“道路”之中走向独立，从方法本身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1980年代中期，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比较文学的方法等等，一一跨越地域和学科的双重区隔进入中国文学研究之中，最终带来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年”。对此值得反思的是：自然科学方法通过科学实验获得的结论，对人文学科是否有较为可靠的借鉴价值？朱教授用“负性背景”一词来指代那些表面上可能不利于文学发展，但实际上却促进了文学发展的外在因素，以此说明文学研究在借用自然科学方法时，应该保持审慎而又开放的学术态度。
在演讲中，朱寿桐教授还对青年学者如何搞好科研与教学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那就是研究的方法必须与选题的大小相匹配：就科研而言，自己选多大的题目就应当做多大的文章，而判断一个题目所应有的学术容量是作为学者必须具备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方法论思维的训练来获得和提高；就教学而言，“大题小做”固然不可，但也不应过度强调“小题大做”，因为真正的以小见大是一种高规格的学术要求和高技巧的学术策略，可以作为一般学者自行追求的目标，但不应成为学术入门阶段所必须达到的标准。
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朱教授认为，倡导将文学研究带回文学本身固然重要，但是文学的问题并非总能从文学内部得到解决，在文学发展史上有所积淀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其帮助文学发展的存在价值和便于解决某些问题的适用范围，在具体选择时应作综合考量。
在互动环节，学院石立燕老师和张政硕士就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与朱教授展开了互动。
最后，由李宗刚教授作会议总结，他认为朱寿桐教授向年轻学者例示了一条在文学研究中不断拓展学术领域并实现自我超越的成功之路。朱教授由关注创造社诸君“以情绪建构自我表现的诗学世界”而开启了他的学术实践，他所提出的“负性背景”概念既是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描述，也是一种夫子自道，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朱教授学术精进并不断自我超越的一把钥匙。
撰稿：赵京强
复审：李慧
终审：贾振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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